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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张尚芳逝世一周年博客选《胭脂与焉支》 近日出版

发布时间:2019-05-21 01:56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2018年5月19日,汉语音韵学家、方言学家郑张尚芳先生不幸病逝,今天是先生的周年忌日。近日,郑张先生新书《胭脂与焉支》出版,收录了他从2006年至2017年的80余篇博客文章,汇编成书时他曾细致修订。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其中一篇,文章原题为《支那(China)最初的来源》。

  历史上,中日交恶时期,日本有某些人故意地以“支那人”贬称中国人,这是不了解此词原义。其实这个词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,在印度原含有称誉“文明智慧之国”之意。《翻译名义集》:“支那,此云文物国。”《慧琳音义》卷二十二震旦国:“或曰支那,亦云真丹,此翻为思惟。以其国人多所思虑,多所计作,故以为名。即今此汉国是也。”

  缅文古称中国为Cinʼ[sinʼ]或Cina[Sina],和梵文Cina、希腊语Thinae、其他欧洲语Sin-(拉丁语Sinae、英语、法语Chin-)同源,通常都认为这些都是汉语“秦”的对音,见伯希和引马丁尼说(Pelliot Paul1904;罗常培1950)。

  第一,秦始皇虽然一统中国建立了“秦”王朝,然而秦朝存在的时间,放在历史长河中,则过于短暂。而在此之前,在作为周之诸侯国这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中,秦之先人对胡狄的影响力不逮三晋。按《史记》载,晋文公伐逐戎翟迎回被逐的周王,晋悼公甚至能使戎翟来朝晋;赵襄子逾疆吞并代地以临胡貉,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“林胡、楼烦”置三郡,李牧致使匈奴不敢入边。晋相邻于三狄,其中赤狄潞氏、甲氏、留吁、铎辰,长狄襹瞒,各部皆灭于晋景公,白狄因收留过文公重耳得免,而其后“肥、鼓”亦灭于晋昭公、晋顷公,仅鲜虞(中山)灭于赵惠文王。秦国的影响力则主要体现在与西戎的关系上。就全国来说,晋自文公创霸,“襄、景、厉、悼”四公继霸,在中原诸侯间也曾一度有“周衰晋兴”“周卑晋继”之说。

  周有光同郑张尚芳关于本文的通信[原文:尚芳同志:在《语言文字周报》(2009-09-09)“史语漫谈”栏上,读到大作《“支那”真正的来源》。拜读之下,使我茅塞顿开,万分钦佩!这个题目,非常重要。希望您再写一篇详细的文章,最好把各个论点分开叙述。特此上书,表示敬意!请告通信地址,以便继续请教。敬祝,时绥!周有光]

  秦之建国既远晚于晋,先期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远逊于晋国,不可能越过晋而代表中国。

  第二,“秦”字的上古音构拟为*zin>dzin,古代汉语中一直念作浊音,至近代汉语时方始变清音。上引(见第一段)各外语大都并不缺浊声母,如是对译“秦”字,为什么却全都对译作清音,无一作浊音呢?令人怀疑。

  第三,几种古印度语文献早于秦代就称中国为Cina了(较晚的有笈多王朝大臣所写的《治国论》,年代在公元前300年间,也早于秦武王,早于秦王嬴政则近百年),后来汉译佛经译之为“脂那、支那、至那”,又或称Cinisthāna,汉译“震旦、振旦、真丹”,按-a、-isthana皆为其语之邦域地名后缀,词根cin都回译为章母字“震振真”或“脂支至”等,也都明显是发清音的。波迪埃(G.Pauthier)说,据最古老的《摩奴法典》,公元前1000余年前,人们从印度迁至中国西部成立Thsin国。Thsin与China为同一个字。

  H.裕尔(H.Yule)《东域纪程录丛》第一章讨论Cina名称的起源时,指出“支那”Cina自古就为印度人所知,并据德经等人所说,已提出“支那”可与“秦”有关,也可与某个具有类似称号的国家有关,其中即有晋Tsin和郑Ching。我们现在知道,“郑”上古音读deng是不合要求的,而“晋”则较符合要求。

  交通史告诉我们,最初印度及西方人,是通过中亚人从北方草原的胡人(狄、匈奴)处得知中国的。草原民族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“晋”*ʔsin(>ʦin)国(叔虞始封于唐,其子燮父因所都傍晋水而改称晋侯),过二三百年后才又碰到周平王分封的“秦”*zin(>ʣin)国。(依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,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封建,至平王公元前770年封秦,共276年;若依“成王继位伐唐以封叔虞”说则减4年,若依我友吴瑞松的“伐纣在公元前1050年”这一说,则再加4年,相隔年数仍皆在272—280年之间。)

  秦晋两国相邻,古音又相近,可能胡人乃据最初印象的“晋”而混称秦晋同为清音Tsin。(何况汉以后还有250年的晋代,可加深其清音印象,此外,历史上的“五胡乱华”正为五胡乱晋。)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《汉书·匈奴传》《西域传》《佛国记》中所称的“秦人”之原语可能就是清音之秦晋混称。

  晋北地区一向为胡狄集中之地,他们更熟悉其南之“晋”并以之代表中国,这不奇怪。跟后来以“契丹”及“大魏”转音的“桃花石”转称中国一样,也都是先由草原人熟知的北国之名,再命名为全国之称的。这也跟汉代人称印度为“天竺、身毒”(天、身古读h-声母),是学的伊朗语Hinduka,土耳其人称印度为Hint,是学的阿拉伯语,唐代人称阿拉伯为“大食”,是学的波斯语Tajik一样,都是从跟自己更近的邻居处获取更远一国的名称的。所以唐代玄奘根据亲身至印度的所闻而改译“印度”时,他指斥早期译名“天竺、身毒、贤豆”皆讹,其实他不明白,那不是本语的讹译,而是从相邻中亚称呼转译的“从邻称”。从邻称是交通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惯例。

  现今汉语称Russ、Russia为“俄罗斯”(É luó sī)以至“俄”(É)国,“E”就是因为北边阿尔泰语言(“突厥、蒙古、通古斯”)各族都没有把r放在词首的习惯,要发r-就得先加个元音,如柯尔克孜语说Orus,蒙语说Oros,于是罗斯就说成俄罗斯了,这是汉语中“从邻称”的典型例子。

  从Cina直到现代英语的China、法语的Chine,这些都是清音。有关唐时西邻的记录,还可看龚方震《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》(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-1辑),文章指出,该碑文显示,古叙利亚文称中国为Sinstan,中国人为Sinaya,生在亚历山大的埃及人科斯马斯(Cosmas)在公元547—550年间用希腊语写的《世界基督教地志》则把中国写作Tzinistan(-stan 是印度-伊朗语表地方、国家的后缀,该地志原文省作-sta),早在3世纪时,波斯萨珊王朝的钵罗婆文文献中即已有Cīnīstān,古叙利亚文、希腊文没有c,所以写成Sin、Tzin,但都指示着清音。后来埃及的Maqrizi(1364—1442)在《埃及史》里称成吉思汗为Malik as-sin(中国国王),中国也仍念作清音的sīn。

  至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如毛南语称汉人为Cin1(水语的又称也相近),又如黔东苗语之Cen5,察其音韵,则c乃与见母对应,那又可能是指“荆”(楚国),而不见得与“晋”相关了。

  (注:2017年10月,郑张先生在病中对“支那”一文做了最后的修订,文章题目改为《支那(China)最初的来源》,交由《语文建设通讯》第115期刊出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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