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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共亡于官僚特权集团

发布时间:2019-06-07 00:30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是我国著名的共运史学家,今年87岁高龄,被学术界誉为“思想高度解放”的学者。他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:官僚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掘墓人。

  反腐败与改革,是中国2013年政治生活的两条主线。党的十八大召开迄今不过14个月,已有16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,其中蒋洁敏李东生还是中央委员。舆论普遍预期,中央还要打“更大的老虎”。

  关于腐败的成因,有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各种解释,主流的观点归因于“体制问题”。

 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是我国著名的共运史学家,今年87岁高龄,被学术界誉为“思想高度解放”的学者。他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:官僚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掘墓人。

  自苏联1991年分崩离析以来,中国一直在研究苏共亡党、苏联亡国的经验教训。高放教授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有巨大影响,并超越学术领域,成为我们党借鉴苏共亡党、苏联亡国经验教训的重要共识之一。

  习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:“反腐倡廉建设,必须反对特权思想、特权现象。”

  肃清特权思想、消除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,成为一个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。

  所谓“特权”,最简单的理解就是“特殊化”,即在一般人拥有的正当权利之外,有些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或自由。在很多人心目中,公务人员的“三公消费”是一种特权,他们的退休金、高干病房、机关幼儿园等也是特权。

  在专家看来,这些特权有的是制度规定的,有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擅用权力“拟制”的。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指出,权钱交易之外的许多特权,是通过制度化形式确认下来的。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打比方说:“因为股票是审批制,一看是某人亲戚就放行了,亿万的财富就来了,所以这是个制度问题,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,而不是说哪一个官员触犯了哪条法律。”

  反腐败,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权钱交易,也关注特权现象,但相对来说关注不足。

  高放教授则通过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,把特权问题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。他认为,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培植了一个党政军干部高薪特权集团,这个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二大矛盾。

  知名制度反腐专家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也认为,从斯大林开始,苏联建立起高度等级化、稳定化、优厚化的特权制,从而从上至下形成“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”。

  把特权集团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认定为苏联的第二大社会矛盾,这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属于创见。

  其实早在30多年前,就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的讲话中指出:“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”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、干部制度中“主要的弊端”之一,并且认为如果不坚决消除这一弊端,则“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”。

  特权,往往是通过制度供给的,所以很多领导干部觉得自己享乐是有法可依、合情合理的。

  还有人提出,“廉政不能理想化”。在他们看来,在现实条件下,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,领导干部享受某些特权也是难免的,甚至带有某种“历史必然性”。

  但高放指出,国际共运史有两个优良传统,一是不搞个人崇拜,不搞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;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是人民公仆,一要民主选举产生,二是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。两个优良传统,都是1871年巴黎公社首创的。工人阶级政党既不搞平均主义,也不搞特权。巴黎公社领导人的工资,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相等。

  对于巴黎公社的规定,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。他认为,这样的措施可以保证领导不变色、不变质。

  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,列宁严格限制领导干部的特权。有一次,克里姆林宫总务长看到列宁生活很艰苦,便自作主张为列宁每月加薪500卢布,列宁知道之后,对这个总务长作了行政记过处分。

  不过高放也指出,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,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完全机械地照搬巴黎公社的经验。早期列宁认为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不应该超过5倍,但是到了列宁晚年,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已经达到了8倍。应当说,这样的差别还是可以的。

  整个列宁时期,俄共领导人没有什么特权,更没有特权的制度化。但从斯大林开始,苏联的特权现象开始泛滥。

  马克思曾经断言,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。按照这个思路,曾经有人在讲堂上向高放教授提出一个问题: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谁是苏联的掘墓人?

  对于这个问题,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。高放不认同这种看法,他认为: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苏共自己培养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。

  在这一点上,李永忠与高放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他在发表于《人民论坛》上的《既得利益是如何搞垮苏联的》一文中认为,在“议行监合一”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巨大惯性下,苏共不断形成和固化各种既得利益群体,为苏共亡党、苏联解体作了制度上、能力上和队伍上的铺垫。

  高放为我们分析了高薪特权官僚集团的两大“副作用”:一是撕开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,二是反对任何改革。苏联需要改革的是集权、特权体制,但苏共的官僚特权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获得的特权,而集权则是保护特权的手段,最终苏联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。

  法国思想家西耶斯在《论特权》一文中指出:“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,特权是优免,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。”

  到苏共被戈尔巴乔夫解散时,苏联民众普遍与之离心离德。叶利钦向苏共发动的政治攻势,正是主攻集权与特权两根软肋。

  所以,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:“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、制度上,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,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。弄好了,能走出一片艳阳天;弄不好,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!”

  去年12月28日,我从北京西站打的赶到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,准备如约采访高放教授。但这个3号院到底指哪个院,我没弄清楚。

  正趑趄间,看到一座红色柱子的高大门楼,旁边一块石碑刻着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”。我马上决定进去看一看。

  绕着大院溜了大半圈,既看到几幢砖砌西洋古典形式的建筑,也看到很多老旧居民楼。高放教授说他住红楼丁组8号,院子里红楼有好几栋,我隐隐觉得:难道高放教授住这儿?

  碰到两位正巡视的保安,遂问:红楼丁组8号在哪里?保安问:你找谁?我告诉他,我想找一位老教授。保安问:是高放吗?我大吃一惊:高放教授原来还蛮知名!

  原来这座院子,就是人民大学的东城老校区。高放教授住在一座老旧的教工宿舍楼4楼,面积只有数十平方米,可以说十分寒碜。一间书房,书架上、桌子上堆满了书和手稿。

  外面的这个大院,曾经作过袁世凯的和国务院、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,1949年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舍。高放教授一辈子在这里教书,从事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,著作等身。

  整座北京城阳光灿烂,但高放教授很少出门,他是“清陆军部海军部”大院里的一名思想者。但他决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老学究,不时有单位邀请他前去作学术讲座。

  他的研究撑起了人民大学的一个特色学科——国际共运史,2009年,他被评为人民大学9位荣誉一级教授之一。

  高放:苏共自主培养了一个高薪特权集团,有人说他们是一个阶级,我不同意。阶级占有生产资料,但苏共高薪特权集团并不占有生产资料。

  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首先是高工资。在上世纪30年代,苏联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已经达到30多倍,到上世纪50年代达到50多倍,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扩大到100多倍。

  由于苏联的经济成就大,领导人的特殊化思想也越来越严重。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兼职又兼薪的政策,斯大林有党的总书记、政府总理、军队最高统帅3个职务,因而斯大林领3份工资。

  高放:一是宅第权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,少则花几十万卢布,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;凡是名胜地、风景区、海滨、避暑胜地,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。

  二是特供权。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、餐厅、冷库等供应网络,按照官职大小、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。

  三是特教权。在苏联,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,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。

  四是特继权。官员、特别是高级官员,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,供他们终身享用。

  五是特卫权。为维护他们的生活、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、警卫人员,每年开支达数百万甚至几千万卢布。

  六是特支权。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“敞开户头,即产生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”。

  高放:罗曼·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写了一本《莫斯科日记》,他在书中说到1935年时苏联的高干和特权都非常普遍,他认为那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叫做贵族阶层。后来叶利钦在《我的自述》一书中也表达了对特权制度的不满。

  高放:苏联搞社会主义,实行公有制。但普通民众并不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利润的产权,就是每天上班拿工资,你所说的公有制跟我没多少关系。人民感受强烈的倒是领导干部的特权,看透了苏共是谋私利的集团。

  高放:实际上,苏联官员由公仆变成了主人,口头上说为人民服务,实际上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,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。结果苏共就被人民抛弃了。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“八月政变”,企图挽救苏联,但军队和民众并不支持。

  高放:主要是一些政治待遇、福利待遇。很早的时候,一般人的住房面积很小,但制度规定我们的正部级住220平方米、副部级180平方米。退休后还有专车、秘书,去世后住房还可以供配偶继续使用。还有特供食品、保健、高干病房,等等。

  高放:从某种意义上说,苏联特权的确比我们厉害。斯大林身兼三职领三份工资,我们就没有这种情况,兼职不领薪。

  但特权少也是相对的。改革开放初,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赴浙江访问,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接待他,他就感慨:你们省军区司令员就配有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,我们国防部长还不如你们省军区司令员的待遇高。

  求知:在吴敬琏先生看来,特权还不在于特殊福利待遇,而是指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,在政策上给自己和亲戚朋友网开一面。

  高放:苏共领导干部主要是享受特权,在权钱交易方面反而没有我们这么严重。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,不存在市场,受贿的空间相对较小。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,权力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变现。

  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介入市场。刘志军把车皮拨给丁书苗,把高铁工程发包给丁书苗介绍的人,丁书苗的非法经营数额高达1788亿余元,刘志军自己也受贿数千万元。权力进入市场,若不予以遏止,比苏联官员的特权更坏。

  高放:社会主义国家出现“特权病”的原因,还是君主专制传统太深,而现代民主体制未能建立起来。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,是要在英、法以及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,扬弃他们的经济基础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。但世界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,都是些落后国家,无产阶级政党未能继承资本主义民主传统,党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很大。权力过大,又不让人民监督,人民对政治也不知情,结果官员就给自己各种好处。

  高放:要反特权、反腐败,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,这就要求实行人民民主。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自由、民主纳入其中,但要把它们落实到政治的制度和实践中,还任重道远。不要着急,慢慢来。

  高放:现在领导干部的工资、福利待遇,民众不知情,拿不准他违规没有,也就没法监督。

  高放: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,“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,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、防控廉政风险、防止利益冲突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、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”。今后公务人员工资是多少、福利待遇有哪些,都应当进行立法,白纸黑字写清楚。一方面领导干部享有什么权利有法可依,另一方面民众对此有一本明白账,方便监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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